伊朗深夜空袭警报骤响，客机临时改道

在这种法治想象的逻辑中，中国法治发展之所以面临诸多问题，甚至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和批评，尤其是对司法腐败的批评，原因就在于中国依然存在许多不符合法律帝国想象的地方，由此改革的方向就是进一步强化法律帝国。

[20]64德国历史上的卷宗移送制度，使大学法学院对于法院移送之卷宗，能以法院之名义宣告判决。当然，我们也必须承认有些理论天生不是用于指导实践，而是专门用来完善理论逻辑体系的。

债权人放弃物的担保的，保证人在债权人放弃权利的范围内免除保证责任。讲议范围，除以当时各法科大学授课之讲议原文外，尚包括复习内容(repetition)，及附加于原文后面之专题讨论(additio)在内，复习内容是对罗马法大全重要章节之深入说明，专题讨论是对于个别法律问题的特别解说，二者均针对法实务之需要而评释的。归纳推理有助于法官从具体案件事实中发现一般的规则，而类型化处理则有助于法官根据事物的本质将案件事实与价值相连结，从而使类型化的案件事实能够与规范的事实类型相类比，找出合适的裁判规则。法官、律师和法学家作为职业共同体成员可统称为法律人，但法学家与法律家存在角色分工不同，这使得法学家使命和法律家职责、理论知识与实践知识、理论与实践之间存在着界分。我们从《北大法意网》法院案例频道将学理词作为法院裁判文书的搜索项⑩这一点，即足以看出法学理论与法律实践之间所具有的天然关系。

由于法学理论将极为庞杂的实证法规范，建立为一种清晰的概念、逻辑体系，因而在资讯供给方面提供了非常便利的工具。第四，有些格言、谚语是具有约束力的裁判根据。而这些事项，仅靠各政法部门自己去协调解决是比较困难的。

尽管如此，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法委书记的乔石仍强调：恢复政法委员会后，仍然必须贯彻党政职能分开的原则，不论哪一级政法委员会都要管得虚一点，着重抓宏观指导和协调，当好党委的参谋和助手，其办事机构主要做调查研究工作，不要过于具体地干预部门的业务，以保证法院、检察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充分发挥政法各部门的职能作用。审判台右下方设书记员席，以区分审判人员与书记员的不同职能。[61]地市一级政法委员会是县一级政法委员会的上级，这种情况的出现，可能与现行二审终审制有关，这样，重大疑难案件的社会影响仅局限在地市一级，而不必到达省一级范围。而其个人思想对于新中国政法制度的影响最为深远的就是彭真。

到了1954年9月，随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建立，政体发生变化，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被撤销，并于同年11月设立国务院第一办公室，协助总理掌管内务部、公安部、司法部和监察部的工作。他在1958年全国公安、检察、司法会议上的讲话中认为： 这个问题吵了多少年。

三、政法委员会与党委的关系 （一）职能定位：党委的助手与参谋 各级政法委员会虽然是党领导和管理政法工作的职能部门，但这与党的领导还不是一回事。为此，中央决定取消各级党委审批案件的制度。涉及刑事被害人补偿，要协同民政部和社会保障部。[31]参见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附卷—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组织1949. 10-1997. 9》，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148页。

[49]彭真：《在全国检察工作座谈会、全国高级人民法院和军事法院院长会议、第三次全国预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79年7月27日），彭真：《论新中国的政法工作》，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78-179页。但如果案情特别重大、持续时间长或进行专项斗争，就使得协调案件常规化，可能成立专案组。《中共中央关于坚决保证刑法、刑事诉讼法切实实施的指示》（中发[1979] 64号）明确规定：党委与司法机关各有专责，不能互相代替，不应互相混淆。说明过去在运动中办案有些是很草率的。

[1] 2002年，我也曾带着同样的疑问，对基层某县级政法委员会的运作情况进行实证调查。司法机关应该认真听取和严肃对待党委的意见。

[44]这样做的主要考虑是，在一定时期，公安事务占据政法事务的主要部分，这凸显出公安机关的重要性。公安部原有1751人，拟减少20%即350人左右。

此外，就是处理中央交办的事项和各部门需要解决的问题。1958年6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成立财经、政法、外事、科学、文教小组的通知》，该通知指出，这些小组是党中央的，直隶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向它们直接做报告。这两项制度在实际运作中有时会重叠，因而也很容易被外界混为一谈。当然，这不是说，党委对任何案件都概不过问。他说： 党委还要不要审批案件？一般案件党委不要批。1987年，作为5名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一，乔石仍兼任中央政法委书记和中纪委书记。

目前披露出来的一些冤案的发生，多发生在地市一级政法委员会。凡政法机关经办的案件，一律依法办事，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党政领导人都不要去干预，不要说情。

当然，政治法律委员会，包括后来的中央政法小组也负责指导与联系公安部的职能，但也要向党中央请示报告。实行一元化领导，变成了党政不分、以党代政。

[61]参见李先伟：《政法委级别与个案协调差异研究》，《山东警官学院学报》2011年第4期，第62-67页。例如，彭真在1966年就讲到：公安部是中央直接抓的，是我联系的，经我过手的任何大事情，都是报告中央政治局常委同志的。

当然，各政法部门也可以不必经过党委，而直接向政法委员会提出案件协调的要求。但是公检法三机关本身就在建设之中，原本实力就不足，因此，一方面需要通过发动群众、开展群众运动，组织群众的治安保卫委员会来协助政府进行镇反，[16]另一方面就是采取各政法部门联合办案（又称联合办公）的做法。不过在更多的公开场合，他讲的是公检法三机关相互配合。而兰州市则在2012年2月成立兰州市社会服务管理局，与市综治办合署办公，履行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委员会办公室和社会服务管理的职能。

2004年宪法修改案增加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条款。[31]而到了1960年12月，同样是为了机构精简，国务院政法办公室被撤销，直至1963年4月才恢复设立国务院内务办公室，协助总理掌管内务部、公安部、民族事务委员会和国务院宗教管理局的工作，主任为谢富治。

联合办公，能不能去掉？去掉不了。而最后的处理意见，有时又会批转由政法委员会具体执行。

在这个意义上，综合治理的提出，是政法委员会职能上的一个重大转变。参见周永坤：《论党委政法委员会之改革》，《法学》2012年第5期，第4页。

具体而言，改革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59] 党政分开意味着党领导政法方式的重大转变，能够加快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合署办公实际上增加了政法委员会的工作事务和人员编制。过去是这样做的，今后也还要这样做。

如果将20世纪50年代和80年代加以比较，就会发现当社会政治形势严峻时，政法委员会联系与指导的宏观职能在实际运作中很难不会发生偏差。实际上，在中央，文革以前，全国政法事务长期是由董必武、彭真和罗瑞卿共同负责。

甚至在基层乡镇一级直接设立政法综治中心，将包括信访、调解、治保工作整合在一起，从而站到了政法工作的第一线。政法委员会职能的强弱，与社会政治形势特别是治安的好坏成正相关性。

二、关于开庭审判人员入庭时，公诉人是否起立问题。主管律师工作的司法部的主要负责人被打成反党集团，随后在1959年4月，司法部被撤销。